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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刷煤气灶的小贩起家 500块到36亿平民商人

  从刷煤气灶的小贩,到升价几十亿的资本家,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。
  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。
  倒腾电器这个游戏,他已经玩了20多年。最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。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、小手腕。
  这一两年,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,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。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?是啊,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,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。
  他也决定退出了。但必须风风光光。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,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。与之相周旋的,是家电业的大佬们——黄光裕、张近东、陈晓,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。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。
 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厦3层办公室里,开始了新的事业。这里曾是大中电器的总指挥部,现在变成了大中投资公司。
  在他背后的书架里,摆放着一幅旧照片。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,面带微笑,嘴角透着一丝倔强。一支盛开的康乃馨陪伴着她。
  这是张大中母亲的遗像。她因“反革命罪”被“四人帮”枪决。得知消息后,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绝望而漫长的一晚。在“整整三天,不吃不喝,停止思考”之后,他没有选择以颓废的方式来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,“几天后,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了。”张大中说出这句话时,仍带着多年前的隐忍,“还能怎么办?人必须要活下去。”
  当年,他没有想到,这段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却促成了其事业的开端——五年后,张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块钱,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。“我怎能不对得起这500块钱?”
    刷煤气灶的小贩
  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,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,举着个牌子,顶着烈日窜来窜去,牌子上书几个大字——“刷煤气灶”,还有一个副标题,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:“八毛钱一个!”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,里面装着烧碱、清漆、银粉,以及一块大抹布。
  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,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。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,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。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,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 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,背着一个“装备”齐全的小包。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,“上来吧。”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。
  那时,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,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,日子一久,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,张老板打开背包,拿出抹布,先清理一遍灶台,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,用湿抹布哗哗地洗,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。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,重要的工序在后头,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,再均匀地粉刷上去,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。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,一天下来,刷完了10家。
  迎着晚霞,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,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:总共收入8块钱,但是使用的清漆、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,还落了一身的累。
  于是,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。从自信满满地进入,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,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,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、清漆和银粉,当然,大抹布也算赚的。
 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、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。恰恰相反,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——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,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、二十多名员工,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,月薪30块。“那种生活是,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,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,简直让人感到绝望。”张大中回忆。
  张大中兄妹七个,排老三。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,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,“很漂亮、非常有想法”。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,是共产党员,但是身体不好,早在文革前、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,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。但是文革当中,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,最终被定为 “反革命罪”。
  至今,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“四人帮”给母亲的判决词。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,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。别人的判决词是“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”,或者“仍很嚣张”,而到了他母亲那,却是“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,而且嚣张到了极点”。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。
 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。在跟国美谈判时,张大中跟黄光裕说,“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,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,也不跟你谈。”这种固执,对手不理解,身边的人也不理解,但是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,我决定的事情,就一定要坚持到底,哪怕后果很糟糕”。
 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,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。
  1979年开始,国家开始拨乱反正,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,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。张大中的大哥、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,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,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。他瞒着大哥,拿着材料到处上访,市委、中央都跑遍了,“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,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,我才告诉大哥。”张大中回忆道。1980年,落实政策,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,兄妹七个,每人1000。
 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,张大中陷入了沉思——用这笔钱干什么?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、买大衣柜?那是绝对不行的,不能糟践了!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,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“干点什么”的念头非常清晰。
  这一年,张大中31岁,刚刚插队回城,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,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,一半用来结婚,剩下的作为“干点什么”的启动资金。
 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“我觉得,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,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,我已经开始尝试,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,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。”26年后,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,不同的是,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,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、银粉、大抹布值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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